以往的海洋政治研究基本锁定在两个传统维度，即实践维度与认知维度。其一，实践维度。由于长期以来海洋政治研究主体锁定在国家与人，而国家与人具有行为能力与实践能力，因而海洋控制、海洋开发、海洋治理等实践就成为海洋政治研究的基本维度之一。在实践维度内，展开诸如海洋探险、海洋交通、海洋贸易、海洋战争等研究。其二，认知维度。由于海洋政治的研究主体是国家与人，而人具有认知能力，因而海洋思想、海洋文化、海洋理论等就成为海洋政治研究的基本维度之一。在认知维度内，展开诸如海权思想、海洋冒险精神、海洋重商主义、海洋法律法规、海洋自由等探索。
“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后，为了共存、共治与共享关系的维系，海洋场域内的一切存在都被纳入其中，这极大地拓展了主体范畴。在海洋场域内，实现共存、共治与共享，需要国家与人审慎地处理与派生组织的关系，因为这些派生组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在海洋场域内与国家和人展开合作与竞争；在海洋场域内，实现共存、共治与共享，需要国家与人审慎地处理与其他生命的关系，因为这些生命为国家与人提供着物质与精神供给；在海洋场域内，实现共存、共治与共享，需要国家与人审慎地处理与非生命的关系，因为这些非生命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活动载体。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海洋政治研究的主体逐渐呈现出来，即组织主体——国家与组织；生命主体——人与海洋生物；非生命主体——海洋非生命。
长期以来，人们对海洋实践与海洋认知的研究一直处于传统维度。在传统思维之下，海洋生物与海洋非生命要么成为国家、组织以及人的实践与认知对象，要么在海洋政治研究中成为被忽略的部分。可以说，海洋生物与海洋非生命一直是海洋政治研究中的被动存在。而我们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视域重新审视海洋场域，将会发现海洋场域的主体拥有广泛的存在。由此，海洋生物与海洋非生命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且逐渐作为研究主体的身份出现。
那么，海洋生物与海洋非生命的特性是什么呢？首先，海洋生物无法同人类一样进行认知，但是同人类一样具有感知能力。海洋生物与人类都是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我们可以将其划归为一个主体。二者彼此感知，又在对其他两个主体，即国家与组织、海洋非生命进行感知。而海洋非生命既无法认知，也无法感知，但是，诸如海水、大气、海床、海沟等的存在状态一直都处于变化之中，任何一个海洋非生命的状态变化都影响着其他海洋非生命的状态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海洋非生命的状态变化在内部释放影响的同时，也会将影响释放给其他两个海洋主体。因此，感知/状态，就成为海洋政治研究的一个全新维度。
总之，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可以确定海洋政治研究的三大主体——国家与组织、人与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根据这三大主体的自身特性与群落特性进行创新研究，在传统实践维度研究与认知维度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具有的感知与状态反应，拓展出感知/状态维度，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海洋实践维度的研究议题：海洋控制型议题、海洋开发型议题、海洋治理型议题
在林林总总、时间漫长的海洋实践中，存在着线性发展的三种实践维度的研究议题，即海洋控制型议题、海洋开发型议题与海洋治理型议题。这些不同类型的议题构成了海洋政治实践维度的研究对象。
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实践维度的三类研究对象存在重新解读与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一方面，对每一类研究对象的出现时间、出现动因、具体内容、发展趋势、议题影响以及应对策略进行综合分析。具体包括：海洋控制型议题从海洋战争到关键航道、关键海域控制，从南海争端、东海争端到航行自由，从海洋战略到海洋秩序，等等；海洋开发型议题从海洋区域划界到海洋技术开发与应用，从海洋能源开采到海洋矿石开采，从海洋运输到海洋捕捞，从海洋食品到海洋制药，等等。海洋治理型议题从保护海洋环境到打击海上犯罪，从监控海洋气候到防止海洋公地悲剧，等等。另一方面，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透过海洋控制型议题、海洋开发型议题与海洋治理型议题具有线性发展特征的表象，议题的规律、背后的旨趣以及解决的思路会有更多的呈现。
其一，依据功能指向，我们对实践维度的研究议题——海洋控制型议题、海洋开发型议题与海洋治理型议题进行分类，在传统线性发展的表象研究中发现其存在非传统的一面。传统的研究结论是：海洋控制型议题、海洋开发型议题、海洋治理型议题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的演化过程，并且议题的性质不断在属性突变中推进，即从海洋控制到海洋开发再到海洋治理，折射出的是海洋政治从权力博弈到利益博弈的变化。然而，由于海洋社会特性的权属模糊与认知模糊，即便是在海洋实践进入治理型议题的当下，全球化导致的以经济为特色的海洋区域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导致的以领土为特色的海洋区域化，加之海洋资源开发的助推，以及所谓“航行自由”的搅动，实践维度的海洋控制型议题依然是当今以至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海洋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即海洋控制型议题、海洋开发型议题与海洋治理型议题是一种具有时间复合型的海洋实践议题。海洋政治研究的实践维度从来不是一个线性演进过程，它充满着时间与内容的叠加。
如果说非完全线性发展是海洋政治力学的一个方面，那么“高级控制议题”与“低级控制议题”则是另一个方面。两者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海洋政治力学的湍流现象。涉及海洋控制型议题的海洋军事、海洋战略、海洋争端、海洋冲突与海洋战争等，都是“高级控制议题”，其从过去到现在逐渐呈现出减弱的趋势；与此同时，涉及海洋控制型议题的北极航道开发、海上犯罪、海域多元安全挑战等“低级控制议题”，却呈现出增强的趋势。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级控制议题”与“低级控制议题”相互渗透。例如，作为“低级控制议题”的海警力量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海洋争端这类“高级控制议题”之中。
其二，如果说海洋控制型议题让我们看到了国家与组织主体的角色与功能，那么海洋开发型议题则让更多主体的角色与功能呈现出来。对海洋开发型议题的探讨，是海洋政治的三个主体——国家与组织、人与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之间的贯通性构建，也是将三个主体逐渐呈现出来的过程。海洋科技、海洋能源、海洋矿藏、海洋食品与海洋制药等是具有利益指向、蕴含巨大动力的海洋开发型议题，在实践维度上第一次囊括并贯通了国家与组织、人与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三个主体。
如果说海洋开发型议题是利益驱动的，那么以其为媒介进行贯通与整合研究时会发现，对某些主体或某一主体而言是利益获取，对某些主体或某一主体而言则是利益受损。长期来看，如果缺乏有节制地输送，三个主体最终将陷于共输状态。由此，在长期的所谓海洋开发之后，在完成三大主体的呈现与贯通之后，出现的将是三大主体之间的利益紧张甚至对立。
其三，对海洋治理型议题的演化进行逐一分析，会发现其呈现出权力与利益的博弈、国际与国内的博弈，以及它们与海洋责任和海洋伦理之间的博弈。
一方面，从理论上而言，海洋治理需要各行为体对共同的海洋挑战进行共同应对。但事实上，面对海洋环境、海洋气候等问题，各个国家很难坚持共同负责且又区别分担的原则，一些国家甚至推卸责任。这反映出不同国家在海洋权力与海洋利益上存在长期的博弈。比如，大国与小国、受到海平面升高威胁的国家与未受到威胁的国家存在着博弈。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内部，也存在着对海洋治理的不同态度。因此可以说，海洋治理是一个牵涉权力与利益、国际与国内关系的实践议题。另一方面，海洋治理也是海洋责任问题与海洋伦理问题。尽管海洋责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如进行海难救助、维护海洋家园等，但由于参与海洋治理的国家、组织、个人存在博弈，因而海洋责任经常被稀释，甚至消失。事实上，海洋治理既需要无形的海洋责任约束，也需要有形的海洋制度约束。当无法得到海洋责任与海洋制度的约束与支撑时，海洋治理无疑是无法顺利进行的。这提示我们：在海洋治理实践中，制度建设与伦理建设同等重要。
海洋认知维度的研究议题：海洋文化、海洋思想、海洋理论
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海洋文化、海洋思想以及海洋理论逐渐产生。可以说，海洋政治研究本身就是实践中的海洋认知。传统的海洋认知维度包括海洋文化与海洋思想，具体研究议题有：海洋考古、海洋民俗、海洋文学、海洋艺术、海洋信仰等。我们对海洋认知维度的探讨，不仅照亮了人类往昔的海洋思想足迹，更能获取启迪现实与未来的海洋认知。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海洋定位、功能指向、空间样态、身份伦理等体现出了海洋认知的不同维度。
对海洋定位的认知。对于人类而言，海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人类对海洋定位的认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海洋是一种安全的屏障、海洋是一种交通与利益的通道、海洋是人类发展与生存的宝藏。在各个文明区域以及各个国家的最初认知中，受海洋知识与航海能力限制，人们对海洋的定位是既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阻碍自己。随着人类海洋知识、航海能力以及科技能力的拓展与提升，海洋因其连续性与流动性，成为人类获取与输送利益的平台。当前，随着陆地资源的日渐枯竭以及科技能力的突飞猛进，海洋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希望之地。
对功能指向的认知。海洋文化、海洋思想与海洋理论的拓展，与海洋实践的进行休戚相关。人类海洋思想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海洋控制的思想与理论、海洋开发的思想与理论、海洋治理的思想与理论。海洋控制的思想与理论基于国家的视域，以海权概念为中心，以海洋控制为目标，以对抗与竞争为本质，以海军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海洋秩序与海洋规则为辅助支撑。海洋开发的思想与理论基于国家与人的视域，以权力与利益概念为中心，以获取海洋资源为目标，以竞合为本质，以海洋科技与海洋规则为主要依托，以海军力量为辅助支撑。海洋治理的思想与理论基于人类整体的视域，以责任概念为中心，以人类生存为目标，以合作与分担为本质，以海洋责任机制为主要依托。
对空间样态的认知。海洋空间样态的认知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即混沌阶段、平面阶段、开始由平面向立体转化阶段、平面化与立体化并存阶段、立体化阶段。人类对海洋的最初认知是混沌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海洋是一个模糊的存在。随着航海能力的发展，人们行走于海洋中，海洋的平台功能与平台样式呈现出来，逐渐成为一个平面存在。而人类海洋活动的日益广泛，使得海洋的平面存在开始向立体存在转化，海洋之下的世界逐渐被人类探索。当前，随着海洋开发需求的不断加大，海洋不再是一个平面存在，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平面与立体并存的存在。未来，随着人类海洋探索的逐渐扩展，海洋空间样态的立体化阶段将会真正到来。
对身份伦理的认知。人类对于海洋身份伦理的认知主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海洋是完全的外部空间，存在着朴素的海洋伦理认知；海洋由完全外部空间向可利用的外部空间转化，海洋伦理有所褪色；海洋的外部空间性进一步降低，海洋伦理进一步褪色；海洋的外部空间性与内部空间性并存，海洋伦理在跌入低谷后开始有所反弹；海洋不再具有外部空间性，仅具有内部空间性，海洋伦理回潮。可见，海洋身份认知与海洋伦理定位彼此紧密互动。最初，在人类的认知中，海洋是神秘的存在，因而对其的思考是敬畏的，此时海洋的身份是完全的外部存在。此后，随着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对海洋思考的敬畏性有所降低，海洋由完全的外部空间向可利用的外部空间转化。而人类控制与开发海洋能力的提升，使得海洋成为谋求权力与获取利益的存在，海洋伦理不断衰退。当前，海洋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使得人类的海洋伦理认知开始触底反弹。比如，过度开发引发的海洋污染、海洋灾难等，迫使人类不仅关注国家与自身，也把目光投向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海洋伦理开始回归。
感知/状态维度的研究对海洋实践维度研究以及海洋认知维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感知/状态维度研究是指对海洋生物、无生命物质与现象之间进行相互感知和状态反应的研究，其内涵包括进行相互感知和状态反应的对象，感知/状态议题的系统化、社会化、政治化过程，感知/状态的反应流向，感知/状态的现实呈现与潜在呈现，感知/状态对实践与认知维度的影响，等等。
感知/状态的对象。海洋生物不具有认知能力，但具有感知能力；海洋无生命物质与现象既不具有认知能力也不具有感知能力，但具有状态反应。这使得感知/状态构成了一个拥有巨大研究潜力且内容极为丰富的研究领域。涉及感知/状态的传统议题包括海洋生物学、海洋气象学、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学等。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传统议题进行社会化与政治化建构，使其进入海洋政治的研究范畴。
例如，《物种起源》不仅将生物与非生命物质的感知/状态研究引入社会学领域，而且将其演化为一种政治命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见，海洋生物与海洋非生命的感知/状态反应，对人类社会演进与世界政治发展具有深远的塑造功能。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将感知/状态维度呈现出来，进行系统研究，紧密跟踪与科学分析海洋生物与海洋非生命感知/状态反应的社会化与政治化，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
感知/状态的反应流向。感知/状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应流向，比如，人与海洋生物对海洋非生命物质与现象作出感知，海洋非生命物质与现象对人与海洋生物作出状态反应。同时，人与海洋生物之间存在互动的感知流向，海洋非生命物质与现象之间存在着互动的状态反应流向。不同感知/状态的流向图谱，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意义。
感知/状态的现实呈现与潜在呈现。感知/状态的现实呈现是，人与海洋生物对海洋非生命物质与现象作出感知，诸如感知海洋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海洋板块变化等；海洋非生命物质与现象对人与海洋生物不断作出状态反应，诸如海洋污染引发气候异常，海洋能源开采引发海洋板块与地壳变动，等等。而感知/状态研究的政治意义，正是把海洋灾难、海洋污染、海洋生物危机、海平面升高等越来越令人不安的研究对象呈现出来。当然，由于人类实践与认知的有限性，可以确定的是，许多感知/状态的呈现是潜在的。具有现实性呈现与潜在性呈现的感知/状态研究，不仅为海洋政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动力，也对生存在大部分被海水覆盖的地球上的生命提出了政治命题，对海洋实践维度研究与海洋认知维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总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揭示出了传统海洋政治研究的主体缺位与维度缺位问题。运用“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推进海洋政治研究，将极大拓展海洋政治研究的主体，从而拓宽海洋政治研究的维度。拓展后的主体包括国家与组织、人与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拓宽后的研究维度包括实践维度、认知维度以及感知/状态维度。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研究维度拓展，将为海洋政治的理论认知与具体实践提供更为广阔的动力与空间。
（作者为amjs澳金沙门线路首页副院长，amjs澳金沙门线路首页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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